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
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孙仪，喜爱吃鱼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这项嗜好已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大家为了要讨他欢心，赢得赏识，无不争相买鱼馈赠，公孙仪毫不领情，一概不予接受。弟子感到疑惑，问道：“你那么喜爱吃鱼，为什么大家送来的鱼，都不肯接受呢？”公孙仪笑说：“就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随便收众人送来的鱼。吃人口软，
拿人手短，倘若收下了，人家有求于我时，难免会徇私枉法，一旦徇私，有朝一日必将被罢去宰相一职。唯有廉洁奉公，不受贿赂，就不会有被免去职务之险，还怕不能天天吃到鱼吗？”嗜鱼却不受鱼，公孙仪不为贪欲役使，严持道德操守。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一年，他居官荆州，发现王密才华出众，便向朝延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数年之后，他调任路过昌邑。王密亲赴郊外迎接恩师，安顿膳宿，照应得无微不至。
晚上，王密前往杨震官邸拜谒，他见室中无外人，迅即从怀中捧出黄金十斤，端放于杨震的案桌上，说道：“恩师难得光临，特备小礼相赠，以报栽培之恩！”
“不可，不可！”杨震见状，连连摆手拒绝。他想不到王密会来这一手，便语重心长地说：“以前正因为我了解你有真才实学，才推荐你担如此重任，可你这样做，是太不知我的为人了。”
王密自讨了没趣，但仍想力争，于是轻声轻气地说：“反正是黑天，又无外人知道。”
杨震更气了，他正色地说：“你送金子与我，外人怎么会不知？即使没人知道，也是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以为无人知道，就宽容自己，这是很要不得的。”
诸葛亮功劳盖世，权倾天下，然而毕生不受不污，廉洁自律。他的高风亮节，让人感动至深。
在《又与李严书》中，诸葛亮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也就是讲，他家里没有存款，妻子连件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
而在《自表后主》一文中，诸葛亮写到：“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其实是诸葛亮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单。“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按照汉代和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妻舅叫阴识，家有四千七百余顷，比诸葛亮多出45倍。“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是指诸葛亮的家人在黄氏带领下从事种植和蚕桑等农事活动，可保温饱无虞。至于自己的衣食起居，自然靠官俸维持。而“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显然是指俸禄之外，没有别的生计，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
诸葛亮病危时，立下遗嘱：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丧事力求节俭，依山为坟，墓穴只须能放一口棺木，棺木中不得放任何陪葬品，自己也只穿平时便服。这就是一代名相的最后要求。
“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诸葛亮以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清正廉洁的理想，他的廉洁自律，在蜀国官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史载，他任用的官员，大多勤于政事，廉洁自律。例如，名将姜维，住宅十分简陋，家里也无多余的钱财；而邓芝不仅生活俭朴，家无私产，连妻子也“不免饥寒”，死时，也是“家无余财”。
三国及西晋初期，胡质、胡威父子俩都以清廉著称于世。
在曹操当政时，胡质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吏，日后他之所以官职显要，既不靠逢迎拍马，也不靠贿赂开路，而是靠自己的清正廉洁和勤勉政绩。魏文帝曹丕在位时，胡质任东莞太守，他在东莞九年，政通人和，上下称颂；到荆州任刺史后，他的政绩依然卓著。他任职之处，形成了“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的富庶局面。公元250年，胡质病逝时，“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朝廷思其一生为官清廉，体恤民情，特下诏褒奖其清廉品德，并“赐其家钱谷”。
胡威受父亲胡质的影响，年少时就有继承和发扬其父的清廉美德的志向。有一年，胡威从洛阳去探望在荆州当刺史的父亲。由于胡质为官清廉，其家自不富裕，以至于胡威去看望父亲时，没有一车一马，也没有仆人随从，只有他独自一人骑着毛驴上路。途中住宿客栈时，胡威自己劈柴、做饭、放驴。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荆州刺史胡质之子后，无不惊讶而钦佩。在荆州小住几天后，胡威向父亲辞行，胡质很想拿点什么东西表示一下做父亲的心意，翻来翻去，总算从家里翻出了一匹绢。他对儿子说：“儿啊，父亲虽官居刺史，但我一生只食俸禄，这匹绢你拿着，就算父亲给你的路上的盘缠吧。”可没想到胡威不但不领情，反而责问父亲：“人们都说您清正廉洁，为官不贪不占，那不知此绢从何而来？”胡质先是一愣，然后解释道：“这是我节余下来的。”胡威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胡威历任徐州刺史、青州刺史等职，他也同父亲一样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晋武帝司马炎听说胡氏父子为官清廉的事迹后，很感动，马上召见胡威，对他父子两人的廉洁奉公行为大加赞赏。期间，司马炎问胡威：“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清廉？”胡威答道：“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胡威去世。因他政绩突出，为官清廉，朝廷特追赐他为镇东将军。
王衍是西晋大臣，位及三公。他本人不是一个贪官。可他的妻子郭氏，却是个贪财聚敛的人。王衍知道，“妻贤夫祸少”。一个贤惠的妻子，不仅能够相夫教子，而且能够远罪丰家。相反，一个贪婪的妻子，却常常会将丈夫推上犯罪的道路。因此，王衍想了不少办法，以遏制这个“贪内助”。
首先，王衍终身不言“钱”字，他想以此表明自己的淡泊的心志，逐渐转化“贪内助”的贪欲。有一天，他老婆想试探他，叫仆人用钱把床围起来，使他无法下床。但是，王衍早上醒后，仍不言“钱”字，而是叫仆人“把这些东西拿走”。
其次，借助外在因素，用强力震慑“贪内助”的贪性。当时，幽州刺史李阳是西晋京都有名的大侠客，郭氏非常惧怕他。王衍就充分利用这个外力，每当郭氏对钱财起非分之想时，王衍就劝她说：“不只我说你这样不行，李阳也说不行。”郭氏听后，果然有所收敛。
上述两个办法，虽然不是很智慧、很得法，但却是文武并用、软硬兼施，王衍可谓用心良苦。也正是因为尽可能地遏制了妻子的贪欲，身处乱世的王衍才不至于被贪妻拖累，才能够在浑浊的官场上保全自己。
陶侃是东晋浔阳人，曾任荆州、江州等地刺史，是晋代很有作为的官员。
陶侃幼年丧父，家中十分贫穷，他的母亲湛氏靠纺织供养他读书，湛氏还教导他要好好做人。
长大后，陶侃做过管理捕鱼的小官，名谓“鱼梁吏”。一次，很爱母亲的他派人给妈妈送去了一罐鱼干，以表自己的孝心。谁知湛氏见了，并不领情，她让来人原封不动地把东西带回去，同时还捎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湛氏批评儿子道：“你在外当差，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是不孝顺，你这样做会让我为你担心啊！”
陶侃听了母亲的教诲，十分后悔，此后再也不敢占公家的东西。后来，陶侃成为一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陶侃的成就，与他母亲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
明代李汰任朝廷主考官时，有一年在福建主持科举考试。一天深夜，有位求情者送去一包黄金，请他给予通融，当即遭到李汰的回绝。李汰还挥笔写下一首表露心迹的拒礼诗：“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心。莫言暮夜无知者，须知知乾坤有鬼神。”
明朝的于谦，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的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一次，他要进京办事，一些同僚劝他：“你不向上司献金玉，带上土特产，如绢帕、蘑菇、线香之类，也是送个人情啊！”于谦听罢赋诗一首：“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天朝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便是成语“两袖清风”的来源。
朝廷派海瑞做淳安知县。他上任时，一不坐轿，二不乘船，只穿了一件普普通通的秀才衣，骑着一头骡子，带着书童海安，悄悄地进了淳安县界，沿着茶园小溪一条小路向前走去。
再说茶园小溪，有个姓冯的大财主，方圆十来里都是他的田庄，他又是淳安县衙冯县丞的结拜兄弟，平日仗势欺人，当地百姓背后骂他“冯剥皮”，到县城里去，都不敢打他家门前经过。
这天，冯剥皮正和冯县丞在中堂喝酒猜拳，突然听到门外吵闹，就绷着一副木板脸皮走了出来。只见七八个家人跟一个骑骡的穷秀才争吵，冯剥皮站在台阶上大声骂道：“呸!哪里来的瞎眼乌鸦，竟敢在大爷门前吵闹!”立即吩咐打手：“快把这个野种拉下来，骡子没收!”
打手们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就将海瑞从骡背上推下来，把骡子牵走了。海老爷见他们白天打劫，肚皮都气炸了，跑上前去问：“你做事讲不讲理?为何无故抢我的骡子?”冯剥皮冷笑一声：“咦，你这还不懂?你的骡子从我家路上经过，当然得没收！”海老爷也大笑一声：“自从盘古开天地，大路一万八，小路三万六，哪一条不是老百姓走出来的?田有田契，地有地据，这条路是你家的，拿出凭据来看看!”冯剥皮被问得无话可答，把木板脸皮一放，喝道：“来人啦!掌嘴!”一声吆喝，就有四五个打手拥上来要绑海瑞。
海老爷站在原地动也不动，说：“慢来!我一不偷，二不抢，你凭什么绑我?你一不是官，二不是吏，又凭什么掌我的嘴?”冯剥皮笑道：“好哇，你以为我无法治你吗?来人，快请县丞兄出来!”这时，冯县丞正在中堂喝得晕头转向，吃得满嘴挂油，一听有请，连忙理理衣衫，摇摇摆摆地走了出来，打起了官腔：“何人大胆，敢在这里吵闹，打搅本县吃酒?来人啦，把他拿下!”
海瑞被连人带物拽进中堂。冯县丞喝道：“冯爷的房子在这里，屋前的路就是冯爷的。你走了他家的路，他家就该牵走你的骡。你喧闹不休，扰乱民心，一定是不法之徒。来人，查看一下他的包袱!”
家丁们夺下海安背的包袱，七手八脚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整整齐齐放着知县的官衣、官帽和官靴。大家都吃了一惊，冯县丞看了，也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想： “这穷秀才哪来的官服?听说最近朝廷要补个知县来，莫非就是他?”他越想越怕，鼻尖上直冒汗。这时，海瑞从怀里掏出吏部文书和印信，亮在冯县丞的面前。冯县丞和冯剥皮一见，“扑通”跪倒在地上，连连磕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
后来，海老爷把冯县丞革个职，狠狠打了冯剥皮40大板。茶园一带的老百姓人心大快，都说：“海老爷没上任就给老百姓出了怨气，真是海青天哪!”
这是一个春光明艳的好日子，苏州近郊吴县的乡村，路两旁麦黄秧青，百花飘香。徐文长。悠悠地踱着方步走着，却见路旁男女都满脸怒气，有的还在抹泪。徐文长好生奇怪，就问道：“诸位乡亲父老，有何为难之事?”“与你说也是白说!”“不妨说说厂这时，有位老者见徐文长一片诚心，就说道：“徐知县五月初三寿诞之日，要我们乡民为他祝寿。如今青黄不接之时，百姓连饭米都艰难，哪来的钱呀!”
“知县生日，要乡民为他祝寿，有这等怪事!”徐文长心里这样一想，立即就知道这肯定是个贪官污吏。他略一沉思，接着说道：“不用愁，你们这位徐县爷，与我徐文长是堂兄弟，既然要你们送礼，我就为大家写副寿联，你们送去不就省礼了吗?”
吴县知县徐谦也是三考出身，久闻徐文长大名，寿诞之日，见乡民献上徐文长写的对联相贺，心中大喜，忙将贺联摊开。不看犹可，一看可把徐谦的脸也气歪了，只见寿联上写着：
大老爷过生，金也要，银也要，铜钱也要，红白一把抓，不分南北；
小百姓该死，稻未熟，麦未黄，高粱未有，青黄两不接，送甚东西。
这副对联对仗工整，虽是大白话，却含意深刻。徐谦被刺得好不气恼，大声叫道：“狂生大胆，竟敢讽刺本官!”说着，蓦地丢下一签，要衙役去抓徐文长。这时，一位书生模样的人踱上公堂，只见他对盛怒的徐谦一拱手，说：“有劳大人相邀，我徐文长就在这里，何用去抓。徐大人请我相见，有何见谕?”
徐谦有些才学，就故意在对联上做起文章来，他说：“既然你擅对联，那我有一上联，你能对出来吗?”徐谦心想，如出一个怪联，徐文长对不上，那就可以当堂对他发作了。于是徐谦接着说：“如不能对上，那就休怪本官不讲情面！”
徐文长知徐谦用意，慢悠悠地说道：“真金不怕火，就请大人赐上联！”
语含双关，有点威胁味道。徐文长也不计较，抬头只看外面的天，半晌无语。徐谦断定他对不上，就大喝一声：“何来狂徒，竟敢冒称徐文长，还不给我拿下!”众衙役正要动手，只见徐文长突然哈哈大笑，然后正色说道：“且慢!”
“为何久无下联?”徐谦气势汹汹。不想徐文长用手指天，说：“我不是早对出来了，难道徐大人真不领会?”
这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做山东潍县知县时，送给巡抚的一幅画竹上的四句诗，真挚地写出了他关心人民疾苦的虔诚愿望。言出行随，他当知县几十年，从不中饱私囊，巴结贿赂上司。真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传说，他在范县当知县时，有一年初夏，知府来巡视，这位知府是一位有名的“美食家”，对吃有一肚子的学问，也非常讲究，不管到什么地方，吃什么都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
这一天，司厨问郑板桥拿什么菜招待知府，郑板桥挥笔写下了“四菜一汤”——“四菜”是“青龙卧沙滩，白皮颜又煽，一青拌二白，油酥天鹅蛋”。一汤是“门泊东吴万里船”。郑板桥还面授机宜，令其报给知府。
知府看过呈上来的菜单，满心欢喜，认为尽管样数不多，可都是没有品尝过的新鲜佳肴，遂吩咐下去，照此做。
待酒饭端上来以后，知府却眉头紧皱，脸上“晴转阴”，原来“青龙卧沙滩”是麻汁黄瓜，“白皮颜又煽”是酸醋浇粉皮，“一青拌二白”是小葱拌豆腐，“油酥天鹅蛋”是油炸黄豆粒，“门泊东吴万里船”则是一碗鸡蛋汤，上面还漂着半个蛋壳。
他看了半天，无法下筷，郑板桥却在一边连连相让，弄得知府不好发作，只得作罢。
星移斗转，光阴荏苒。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２０个春秋了。２０年前，百万首都人民肃立十里长街，顶风冒雪，哭送周恩来灵车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周恩来怀念和敬仰之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
那么，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宏愿。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周恩来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１９６３年，他出访亚非欧１４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２６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１９５９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
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他们一生奉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尽管这样，周恩来对邓颖超不但没有丝毫关照，反而要求格外严格。邓颖超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凭她的能力、贡献、资历、经验和声望，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是，周恩来始终不予考虑。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１９７４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给压下来了。直到他去世后，１９７７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１９８４年４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解放初期成立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你们的伯伯不同意；恢复妇联时，人家又要我上，他还是不同意；定工资时，蔡大姐是３级，我是５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６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里有我，又划掉了。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１９６８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劳动。由于他们表现好，１９７０年经当地群众推荐，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了。当他的侄女穿着新军装，高兴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母时，他一见面就问道：“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经过耐心动员，他终于让侄女脱下了军装，重新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侄儿也听伯父母的话，痛快地办了离队手续，重回延安插队劳动。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抚养过一些烈士遗孤。对这些烈士子女，他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十分重视对干部子女培养教育。早在建国初期，他视察北京１０１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周恩来的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前和今后都是很有教益的。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关心、很热情，但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很严，决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周恩来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开会或工作，只准带耳朵、眼睛，不准带嘴巴，也就是不准随便发表意见，以免人们误以为是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谁管的事，就该谁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决不去打听。工作人员出差，不许购买内部供应的优惠廉价商品，不许收受礼物。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１９５２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谢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１９６１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１００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２５元钱后，让寄去５０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周总理常常恳切地教育和告诫领导干部，务必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教育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讲到过生活关时，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２００４年不寻常。牛玉儒、任长霞、梁雨润、张建国……一个个普通而响亮的名字在神州大地传诵着，也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感动的热潮。他们那震撼人心的动人事迹，贯穿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扬着党内正气和民族精神。
一个富于激情的干部,就像一部发动机,既能带动一班人,还能感动更多的人。一个好干部，就像一颗小太阳，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照亮大家。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牛玉儒，在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493天是这样的，以前在别的岗位上也是这样的。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鲜明时代特征。他的逝世，成为了呼和浩特市的倾城之痛。
●我希望能和百姓保持亲近、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做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
牛玉儒，内蒙古通辽人，1952年出生。历任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秘书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副书记。1997年4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当选为市长。2001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2003年4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牛玉儒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党的优秀民族干部。2004年8月14日，牛玉儒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52岁。
这是个一年工作4600个小时的女局长,以自己的忠诚、才干和辉煌业绩，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女杰、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20多项荣誉称号。任长霞以自己的毕生心血忠实地履行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神圣职责。她在民间亦是一个传奇人物：八旬乡间老妇讲述着收兔毛女人的故事，那是任长霞为打探黑帮消息的乔装打扮；鸣冤告状的群众记得她边接案子边掉眼泪的场景
●对待发现的线索，我们必须去查，即便有牺牲的危险，也义无反顾
任长霞，40岁，汉族，中共党员，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1983年加入公安队伍，她多次深入虎穴，化装侦察，被誉为警界女神警。2004年4月14日晚不幸因公殉职。
任长霞的去世,震撼了登封市。追悼会那天,14万多群众自发前来悼念,白花如雪,白幛如云,这在登封的历史上是首次。
“两弹一星”元勋，老科学家王大珩，曾为他写下这样的题词：“高山仰止，祖国以光”。他高贵，以宽容应对每一次挫折；他温和，精心维护君子风范；他坚忍，百折不挠；他豁达，穷且弥坚；他正直，视学术操守重于自己的生命。他一生创立了三个成就，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他不注重个人名利，甘为人梯，提拔后人，培养出一批批能够独当一面的专家，带出了一支支过硬的队伍。这就是马祖光，中国当代高级知识分子的楷模。
●共产党员在贡献上是要区别于普通人的，要处处走在前面；在利益前面，更不能伸手。
●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可不能在知识界里当奸商啊！
●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好，首先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顾大局，让荣誉，要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
马祖光，1928年生人。195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马祖光是国内外激光领域知名学者、中科院院士、哈工大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首席教授。2003年7月15日，突发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马祖光的生命之光永不熄灭。他为中国激光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堪称“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官可以不做，老百姓的事情不能不管”，梁雨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基层做纪委书记短短五年时间里，就组织查处了无数起群众上访案件，尤其是处理了一批关系老百姓生活疾苦的陈年积案而备受人们称赞，赢得了诸如“梁青天”、“梁包公”这样的称呼。他用清廉书写了一个百姓爱看的“官”字。 当地群众和纪检干部总结出他解决群众问题的“五部曲”：“流泪听状子，承诺定日子，调查进村子，说服耐性子，处理快步子。
●假如他是我的父母姐妹，假如他是我的姑舅伯姨，假如他是我的亲戚朋友，我该怎样对待。
当死神在你面前突然降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迎着死神冲上去！把生的希望带给群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重庆市开县正坝镇纪委书记张建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在川东北气矿“12.23”特大井喷事故中，他舍生忘死，和同志们一起保护了1300多名群众的安全。他用铁一般的意志，书写了一曲纪检监察干部忠于党的事业、忠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颂歌。
●与毒魔毫不退让的争夺中———绝不能丢下一个群众！
张建国，男，汉族，1958年1月生于重庆市开县敦好镇，大专文化，1978年2月参加工作，1979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张建国在成都56043部队服役。1984年以来，他先后任开县重庆市正坝镇武装部长、敦好镇计生办主任、敦好镇纪委书记，2001年至今，任正坝镇纪委书记，、2004年1月，中央纪委授予张建国同志"全国优秀纪检干部"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国纪枪监察干部向他学习；2月，中共重庆市委授予张建国同志“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向他学习。
周国知先后担任过乡武装部部长、乡长、计生办主任、民政助理等职，岗位不同，但为民之心不改。他常年是手持一只手电筒，穿一双“解放”鞋，背一个竹背篓走村串户，了解特困户、残疾人、受灾户、孤寡老人及优抚对象的困难需求。年仅42岁的土家汉子周国知积劳成疾，走完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出殡路上，人们在自家那眼看就能收获的包谷林里砍出一条大道；路滑的地方，人们自发地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搭成人墙，为周国知灵柩的前行铺路
●我手里的每分钱都是群众的救命钱，用出去之前我都得想一想，这钱该不该花，对不对得住老百姓。
●宁愿在家坐着死，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住一天医院要170元，能解决好几户困难家庭的困难啊！
周国知，1961年出生于湖北省宣恩县椿木营乡勾腰坝村，1978年11月入伍，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退伍。1984年9月招聘为国家干部，先后担任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人武部长、乡长、椿木营区(后改乡)计生办主任、民政助理等职。因积劳成疾，身患肝癌，于2003年9月27日病逝。
在火热的夏季，曹发贵，一个普通而响亮的名字在江淮大地传诵。他在担任村支书的10年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可以载入史册的功绩，却以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繁难、琐碎的工作，用为村民们所办的一件又一件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村支书不平凡的人生。曹发贵遇害到安葬的七天时间里，自发地到他家守灵的群众，每晚多达二三百人。而他下葬的5月21日，正是农村的午收大忙时节，可是那一天，黄坝村的田间地头，却看不到一个人。人们自费租用了70多辆车，赶往１５公里外的殡仪馆，为的是见曹发贵最后一面。
●村子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村风好不好，关键在领导。
危急时刻，他率先跃入急流排除险情；生死关头，他舍己抢救战友以身殉职。年仅36岁的湖北省安陆市木梓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岳林涛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对党的无比忠诚、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在短暂的人生中，他恪守“为民、务实、清廉”的信条，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公而忘私、一心为民。
●平常时候能看出来，关键时刻能站出来，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离休老干部赵德尊近日写的一封建议信，成为这个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的“教材”。在这封信中，赵德尊建议在党内大力倡导原辽宁省委书记郭峰同志住院期间拒收礼品的“六不”做法。他说：“现在‘贿风’硬吹！更要伸张正气，压倒邪气！要让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光辉在党内照耀，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在全国唱响！
“六不”的主要内容如下1．不送不收慰问金；2．不送不收保健品；3．不送不收有关涉及保健的用品、用具；4．不送不收大盆鲜花；5．不送不收熟食；6．不送不收贵重、进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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